接下来半个月，周要武像变了个人。

他不再采药，不再打坐，每天往县城周边的村子里跑。

他挨个走访刘家村、张家村、李家村，不问话，只是默默观察。

他看到了空着的田地，看到了床上饿得皮肤松垮的枯瘦老人，看到了抱着孩子等死的年迈母亲。

第十六天黄昏，他走进一个叫石头岭的小村子。

村口老槐树下，一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太太抱着个三四岁的孩子。

孩子的脸肿着，却不是因为胖，是饿出来的浮肿。

老太太见他走近，抬起浑浊的眼睛问他：“官爷，你也是来收税的吗？我们家真的一粒米都没有了。你再等等，等他娘去山里挖点野菜回来，说不定还能卖几个铜板……”

周要武转身走了。

走出村口，他蹲在路边，把脸埋在手心里，肩膀抖了很久。

第十七天。

他没有去打坐，也没有去采药。

他在山洞里枯坐了一整天。

他觉得自己的心被撕成了两半。

一半在说：做强盗，抢东西，无论如何都是错的。若人人都以“被逼无奈”为由去践踏律法，天下岂不大乱？他是修行之人，更不能破坏人间的法度和秩序。

另一半却在说：他们把抢来的粮食分给快要饿死的老人和孩子，自己分毫不贪，他们错了吗？如果维护法理就是在保护黄世仁那样的狗官，那他修的到底是什么道？他百年苦修所求的“道”，难道就是给贪官恶霸当帮凶？

法理与良知，在他心里翻来覆去地撕扯。他找不到答案。

这份煎熬并没有持续太久。

第十九天傍晚，下起了大雨。

周要武还在山洞中煎熬。

忽然听见远处山坳里传来隐约的喊杀声和兵刃碰撞的脆响，混在哗哗的雨声里，断断续续，听不真切。

可他心头猛地一跳，抓起剑便朝声音来处掠去。

山坳里，正在进行一场围剿。

不是普通的围剿。

周要武伏在崖壁上往下看，瞬间手脚冰凉。

山坳里至少有上百号人。

近一半穿着县衙府兵的制式皂衣，腰挎长刀，手中握着长弓。

另一半是几个大户养的私人武装，衣裳杂色不一，但手里的刀枪棍棒同样是真家伙。

几匹高头大马拴在坳口的枯树上，马蹄不停刨着泥地，喷着粗重的鼻息。

他们把刘铁柱一伙人堵在了山坳最深处。

不到二十个手持砍刀棍棒的山贼，对上上百人且装备精良的围剿队伍，结果毫无悬念。

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尸体。几乎都是那伙山贼的，有的趴着，有的仰面朝天。

他们的手上还握着柴刀和木棍，但那些简陋的武器在长刀弓箭面前毫无用处。

鲜血从他们身下淌出来，被雨水冲开，在山坳低洼处汇成一小片猩红的水洼。

周要武看见了刘铁柱。

他靠在山坳最深处一块大石头上，胸口被两支羽箭贯穿，箭头从后背穿出，钉在石头上。

他的眼睛还睁着，望着千乘县的方向。

雨水落进他的眼睛里，又顺着眼角流下来，像是死前的最后一滴泪。

还有那个叫王木匠的，那个孩子两岁、母亲饿死在床上的木匠。

此刻仰面躺在泥水里，脖子上有一道齐整的刀口。

他的手里还握着一把锯子。

这不是兵器，就是他平日里做木工活的那把锯子！

大部分山贼已经死了。

山坳深处只剩下两个人。

一个腹部中刀，肠子流了出来，用手死死捂着，指缝间不断有暗红色的血涌出来。

另一个断了腿，小腿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弯折着，骨头茬子刺破了裤管露在外面。

二人身上都插着羽箭，此刻也已经是强弩之末。

两人靠在石壁上，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，只是本能地举着柴刀，刀头无力地指向前方。

上百人的围剿队伍已经收了弓。

几个府兵正持刀不紧不慢地往前走，刀尖在雨幕中泛着冷光。

领头的皂衣头目用刀尖拨了拨地上一个山贼的尸体，确认已经死了，才抬脚踩上去。

一边走一边甩刀上的血，嘴里不耐烦地说了句：“快点补完走人，这雨浇得老子浑身难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