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晚上，王旭没写作业。

他把作业本收进书包，拉好拉链，放在长椅下面。然后爬上椅子，趴在窗台上往外看。

院子里灯亮着。老槐树一动不动。今晚连风都没有。

大伯在屋里来回走，三步一趟，三步一趟。

“你能不能别走了？”王旭头都没回，“走得我头晕。”

“你不紧张？”大伯停下来，搓了搓手。

“有什么好紧张的。又不是来找我的。来找令牌的。”王旭把脸贴在玻璃上，呼出的气糊了一小块，“而且他又不知道令牌在我们这儿。”

大伯张了张嘴，没说话。他从兜里摸出烟，叼了一根在嘴里，没点。

王旭从窗台上滑下来，走到大伯面前，仰着头看他。

“大伯，你怕不怕？”

大伯愣了一下。他蹲下来，跟王旭平视：“你都不怕，我怕啥？”

“你撒谎。”王旭说，“你手心全是汗。”

大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确实都是汗。他在裤子上蹭了蹭，站起来。

“你别出去了。”他说，“不管谁来，你都待在屋里。”

王旭没点头，也没摇头。他转身回到窗台上，继续往外看。

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。指针一格一格地挪。八点，九点，十点。

十点二十三分。

院子里亮着的灯忽然闪了一下。

不是灭。是闪了一下，像眼皮眨了一下。

王旭从窗台上跳下来。

“他来了。”他说。

大伯把烟从嘴里拿出来，攥在手心里。烟卷被捏扁了，烟丝掉出来。

“你进屋去。把门锁上。”大伯说。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出去看看。”

“你打不过他。”

“我不打。我就看看。”

王旭盯着大伯看了两秒，然后转身走进值班室里屋，把门带上。门没锁。他留了一条缝。

大伯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，走进走廊。

走廊里的灯还亮着。白晃晃的日光灯，照得地上的瓷砖反光。大伯走到走廊中间，停下来。

大门外站着一个人。

不是昨晚那个黑衣人。那个人穿的是深色衣服，帽檐压得很低。这个人穿的是灰色夹克，没戴帽子，头发乱糟糟的。

他在推铁门。一下，两下。铁门锁着，哗啦哗啦响。

大伯没动。

那个人推了几下，停下来。他抬起头，朝殡仪馆大楼看过来。

大伯看不清他的脸。太远了。但他能看到那个人在笑。

那个人绕过铁门，走到围墙边。墙不高，他一翻身就翻过来了。

大伯往后退了一步。

那个人走进院子，一步一步朝大楼走过来。他走得不快，但每一步都很稳。皮鞋踩在水泥地上，笃，笃，笃。

王旭从门缝里看着他。

那个人走近了。四十来岁，瘦，颧骨很高。脸上没什么肉，皮肤发灰，像很久没晒过太阳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，拉链拉到最上面，领口立着。

最明显的是那股味道。

中药味。很重。隔着走廊、隔着玻璃，王旭都能闻到。苦的，涩的，像熬了几个小时的药渣子倒在地上。

那个人走到大楼门口。门没锁。他推门进来。

走廊里的日光灯又闪了一下。

他停下来，站在走廊中间。大伯站在走廊另一头，中间隔了十几步。

两个人对视了几秒。

“你是守夜的？”那个人开口了。声音不大，但走廊里有回音。

“是。”大伯说。

“有没有人来找过你？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穿黑衣服的人。”

大伯没说话。

那个人笑了笑。他的牙齿发黄，门牙缺了一颗。

“别装了。”他说，“他来过。我知道。他是不是给了你什么东西？”

“没有。”大伯说。

那个人往前走了一步。

大伯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我不信。”那个人说。他一边说一边往前走，不急不慢，像是散步。皮鞋踩在瓷砖上，笃，笃，笃。

“你让我进去看看。看了我就走。